|
 |
 |
 加入收藏 使用帮助 联系我们 |
|
|||
|
 |
|
|
||
| 首页 >> 交流区 >> 论坛主区 >> 晓露青晖 >> 查看帖子 |
| |
|
|
||
| ||||
|
| |||
郁达夫曾经这样说过：上海热闹，南京辽阔，广州乌烟瘴气，汉口、武昌杂乱无章，青岛清澈，福州秀丽，杭州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1949年5月，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在地球上，北京处在北纬40度线上，同纬度上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城市，如马德里、费城、撒马尔罕等等，但这些城市，任何一个都不能和北京相提并论。因为，北京所拥有的，是绵亘千年的历史所积淀的丰厚内涵。 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建筑：皇宫、祭坛、寺庙、太学、广场、桥梁……片砖只瓦，每一缕雕镂的纹样，都充满了传闻和掌故。且不说深宅大院中的达官显贵、菁英名士，单单街头巷尾那些无事闲聊的老百姓，尚且个个幽默诙谐、口若悬河，爱和你讨论天文地理、国计民生。 这里是“中央王国”的中央，无数的人怀着梦想而来。孔庙中那森林般茂密的石碑之上，深深镌刻着那些寻梦者的名字；而更多没能留下名字的人，或黯然离去，或销声匿迹于皇城根下的尘土之中。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命运前途未卜，矛盾纷繁复杂，作为国家的心脏，这里更是各种势力此起彼伏、争斗不止的地方,这些矛盾到1919年达到了一个顶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云集到了北京。民族、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他们前仆后继、以绵绵不绝的力量所推动的。 此后，无论是作为文化教育中心的“北平”，还是再度成为首都的“北京”，这座城市始终放射着它强大的磁力。 而来自五湖四海的名人，大多隐身于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之中。胡同与四合院因而不再是普通的民居，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文化“蛛网”。 当年风流都已飘散，但驻足他们曾经停留的庭院，穿越他们曾经走过的巷陌，其中弥漫的氤氲之气，仍然可以让人瞬间忘却大街上的嘈杂烦嚣，沉入内心的体察与冥想。 700年帝都，北京住过的名人灿如星河，太久远的只有传说而无实迹，因而我们只能以近现代的为主，方能获得更多的真切感。北京现存名人故居当在百处以上，其中正式开放的只有7家；本书所涉及的都是现在所能查考的住址，将近60处；应该还有一些故居，仍隐没在民间，有待发掘与考证。 在体例上，我们并不一定按照地理位置的相近性来划分，而是更多地按照人物在历史上的定位、职业类型和其本身气质来进行有机的组合，这样所得出的关联和对照之处也许更为有趣味。 在寻访过程中，最让我们痛心的是，不少故居已经面目全非、垂垂欲朽，有的正在城市的改造中消失…… 而这些有如此深厚底蕴的老房子，恐怕是今天已不再“完整”的北京城最后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它们不在了，这座城市赖以呼吸的整个文化根系也将枯萎。一个充斥着“前卫”建筑，仅剩皇宫太庙作点缀的“古都”将是什么样子，是需要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摘自《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北京卷》 |
[ 这个贴子最后由欣欣在2005-12-12 8:21:16编辑过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 故都的情与梦 山尽头，落樱逐水流 ——曹雪芹故居 1727年，江宁织造府的曹家因罪败落，结束了江南诗礼簪缨之族六十载风月繁华的历史，举家来到北京。13岁的曹雪芹带着挥之不去的少年秦淮旧梦，离开了那繁花嫩柳之地，回到曹氏家族在蒜市口的十七间半老宅，开始了他“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却又“茅椽蓬牖， 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的人生历程。这期间，曹雪芹在北京城里几经搬迁，最后来到城外的香山脚下，“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留下了大半本令芸芸众生为之倾倒的《石头记》。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5/11/30/131420.jpg[/imga] 雪芹立像 广渠门大街207号院遗址 曹雪芹的先祖曹锡远、曹振彦早年归附后金，成为满洲贵族包衣，入关后，曹家成为大清皇帝的世代奴仆，到了曹雪芹的曾祖父一辈，曹玺的妻子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从而与皇家建立了更不同寻常的关系。康熙三年，曹玺出任江宁织造，其后曹家三代四人(玺、寅、、)先后任此要职。江南是丝绸之乡，同时也是“出斗米英雄”、多才子名士的地方，作为皇帝的亲信，曹氏的任务不仅仅是向皇室供应丝绸制品，还要负责报告江南的各种情况动静，实际身份是充当皇帝的耳目。 江南的三家织造(南京、杭州、苏州)关系非同一般，曹寅的妻子李氏乃是苏州织造李照的堂妹，而曹寅之母孙氏，极可能来自杭州织造孙家，这种相互结亲的方式也符合康熙将“三处织造、视同一体”的要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曹、孙、李三家的关系，正如同《红楼梦》中贾、薛、王、史家族的姻亲联系。 1982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在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一件雍正七年(1729年)的“刑部移会”，载明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通过实地调查，张书才发现今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是他考察过的西起高家胡同、东至缨子胡同的院子中，唯一一处有档案可据、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与曹氏有一定关联的宅院。院中虽挤住着20多户居民，已搭建了许多临时建筑，但旧时的院落格局清晰可见。院落东侧的夹道旁，立着四扇屏门，上书“端方正直”，这四个字在《红楼梦》里出现过，据专家考证，这极可能是曹氏家训。中院堂屋正中上方曾悬挂“韫玉怀珠”的横匾，“文革”初期被毁。此后，蒜市口这“十七间半”成为红学界公认的曹雪芹旧居，骤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来访者络绎不绝。 但是在媒体披露后不久，这处老宅子便面临着因拓宽道路而要被拆除的局面。故居遗址南侧，一条从广渠门至广安门的道路将拓宽到70米，很快就要开工。当时专家学者纷纷出谋划策，希望能够保住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这处旧居终究未能幸免。 笔者去寻找旧迹时，广渠门内大街两侧都处于拆改修建大厦的阶段，从一座座写字楼前走过，确实不能相信曹家老宅能留下什么痕迹，街上的人也大多不清楚，笔者只好到附近的居委会打听，才得知昔日的蒜市口就是今天的瓷器口，与崇文门外大街交汇的地方，似乎还有些断瓦残垣。 一路走去，广渠门外大街的门牌号戛然停止在一栋旧家属楼的205号上，207号没有了去向。205号西边到十字路口的一大块地段，似乎是一个没拆完但已经开工的工地，马路前用大型广告牌围挡起来，其后的空地上有几间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再后则是新盖的大厦。 我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到那所老房子去打听，房子的瓦顶看上去确实年代久远，只是前面搭建了几座塑料窝棚，有两个脏脏的小男孩在玩前几天下雨残留下的一洼浑水。在一群苍蝇的嗡嗡乱叫声中，我走进过道，一位大妈在院子里坐着，知道我的来意后，她笑着告诉我，曹雪芹故居早已经拆了，就在那广告牌后面围起的地方，她一面带我出去指给我看，一面说像我这样到她家询问的人，几乎天天都有，他们家的屋子也是有些来头的老宅院，不知什么时候也要拆了。 我走到广告牌后，临时的铁门敞开着，走到里面，只看到一面残存的屋墙，不知是不是曹家老宅的遗骸，在瓦末砖屑堆积的地面上，打地铺睡着几个工人，没有什么可以再发现的东西了。刚待走时，一个40岁年纪的工人拦住我说了一句口音很重的话，等他重复三遍后我才明白，他在质问我：“谁批准你随便进来的？”我回答只是想看看被拆掉的曹雪芹的房子，他气势更盛地又问一遍谁批准的，我真不知道自己是闯入了什么重地禁地，看着其他睡觉的人纷纷坐起侧目，只得不答话迅速逃离。 大翔凤胡同6号 除“十七间半”外，后海沿岸的大翔凤胡同6号亦被学界认为是曹雪芹在城内迁徙中曾住过的地方。走到6号门口，刚欲进门时，忽然听到有人打招呼：“你好！” 我左右张望，并没有看到一个人，倒是发现一只黑毛的八哥，站在旁边一个小门口的鸟笼里，直冲我眨眼睛。我忍不住笑了，“会说话的八哥啊？” “会说话的八哥！”我的话音未落，它就迅速肯定了我的疑问，反应速度之快真叫我惊讶，这叫我突然想起林黛玉养的那只鹦鹉，忍不住念出《葬花吟》中的头两句看它是否知道：“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八哥仔细瞅着我，一转身跳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会说话的八哥。”我又耐着性子念几遍教它，可它真被逼急了，“你好”、“吃了吗”、“会说话的八哥”一气乱说，虽然口齿伶俐，却完全没有一点林妹妹调教下的锦心绣口，看来这定不是潇湘馆中那只旧精灵了。 从院门望进去，是一条窄窄的过道，一边是后来搭建的一溜小屋，一边是院墙，依墙几盆葡萄藤，沿着瘦瘦的竹竿，吐着嫩绿。有原来的老房子，乌檐旧瓦，但从墙砖门舍看得出翻修过，都已经找不出曹雪芹曾居住的痕迹了。这里的住户和邻居，都说时常有人寻访，但自从入住此地，他们是不知道曾住过曹雪芹的。 北京植物园黄叶村 乾隆十四年(1749年)前后，曹雪芹从城里移居到香山脚下，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也开始了《石头记》的创作。雪芹的朋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常常来到他家中把盏言欢，唱和往来，留下一些描述当时情形的诗句，成为今天红学研究的重要依据。红学专家根据其中“不如著书黄叶村”、“庐结西郊”、“月望西山”、“衡门僻巷”等诗句的描绘，确认雪芹的故居就应在现在的北京植物园中、卧佛寺附近。1963年，红学家吴恩裕、周汝昌、吴世昌到香山一带考察，这里的老住户张永海老人讲了一个传说，说曹雪芹的朋友“鄂比”曾送过他一幅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 到了1971年，香山健锐营正白旗村庄的35号房中，住户北京27中退休语文教师舒成勋在修缮房屋时，碰破了西墙的墙皮，不经意间，发现了裸露出的旧墙表面上的“壁题诗”，上面共写有9块诗文，字体大小各不相同，有的纵书，有两个则写成扇面形状，其中位居中间位置的一块菱形诗内容如下：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绝义)世间多真不错”。 除了末尾加上的“真不错”，这幅菱形的对联与传说中仅差三字。而且其中一首扇形诗为“丙寅”年落款。这些引发了红学家、历史学家的思考探讨，加之老屋所在地属于正白旗的营房，与曹家祖上加入正白旗“包衣”籍相吻合。种种证据表明，这个“旗下老屋”，很可能就是曹雪芹当年住过的“悼红轩”了。 北京市政府对老屋进行了修缮翻建，现在共有12间房，分五个展览室，在1984年4月正式开馆。如今，纪念馆周围修建有酒馆食肆，种瓜栽豆，围以木篱笆，呈现出一派田园风景，成为北京植物园中一处特殊的人文景点——“黄叶村”。 站在黄叶村中极目远眺，四围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开始修建的皇家山水园林：三山五园，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静宜园、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篱笆之后矗立着三五个古代用于驻兵守卫的石碉堡，点缀着延绵山脉、柔和草色，曹雪芹与其朋友将此景称之为“古墩秋色”。 不远处，有一个四季温暖润泽自成气候的山谷，因满布樱树而得名“樱桃沟”，沟中浓荫蔽日，有一条浅溪顺谷而流。四月樱花开时前来，一路云蒸霞蔚。樱花易落，微风过处，如雨纷飞，“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吟》中的千古绝唱，不知是否由此而来。 白旗村的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谣：“数九隆冬冷飕飕，檐前那个滴水结冰凌。什么人留下那半部《红楼梦》，剩下的那半部谁也说不清。林黛玉好比那山上的灵芝草，贾宝玉是那块大石头有了灵性。” 香山之上，有许多野生的灵芝，现在还有村民采来坐在路边向游人兜售，只是真假难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大概就是以这山崖之上得夜露晨雾润泽的灵芝草为原型吧。民谣中那块“大石头”，是指樱桃沟中的一块巨石，形状像个大元宝，俗称“元宝石”，相传当年曹雪芹常常到沟中驻足观赏这块巨石，由此引发了他开篇所写的宝玉化身——那块无才补天、被女娲遗落在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又幻历尘世的大顽石。在元宝石不远有一处“岩上松”：一块两丈余的大青石顶部耸立着一棵郁郁葱葱的古柏，根须外渗，主根扎在巨石之中，直穿石底。不知是不是这番景象，诱发了“木石前盟”的构想。 纪念馆西北50米处，有一口古井，深约100米，水清凉甜润，百姓称为“北大井”。据考证，雪芹曾在诗中写到：“抱瓮汲深井，井深悚毛发。”在纪念馆门口，两边各有一棵古槐，一棵巍然挺立，由铁管支撑，挺腹如鼓；一棵则蜿蜒如虬，低伏昂首，下面铸石墙相托。不知它们结的槐蚕，当年是否也曾簌簌的落在树下沉吟的雪芹衣领里。 纪念馆的前院陈列着那块剥落了墙皮的老墙，罩在玻璃之中，表面呈黄色，淡黑的毛笔字，细看则是刻入墙面，也许是当年家中好友来访，酒醉之余，共同挥笔泼墨墙上的狷狂乐事吧。据记载，当时与曹雪芹长相往来的，敦敏、敦诚兄弟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王阿齐格五世孙，他们著有《懋斋诗抄》、《四松堂集》，其中收录了涉及到曹雪芹的《寄怀曹雪芹》、《赠芹圃》等诗，还有张宜泉的《怀曹芹溪》等，在这些诗作中，后人可以了解一些曹雪芹的情况，甚至是他的相貌。努尔哈赤十五子多铎之五世孙著有《枣窗闲笔》，其中记叙曹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 立像侧面的竹林中，有雪芹执卷的坐像，白衣似雪，手抚膝头，映着杆杆翠竹，面目清隽，神色安然，也许这更能符合人们心目中想象的《红楼梦》作者的形象吧。 《红楼梦》的博大精深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所有的秘密大概都已被曹雪芹带入太虚幻境了。此时恰值花开，游人如织。遥想当年，这里不过是一处破旧的山村茅舍，雪芹在贫病交加中，独子夭折，最后“书”未成，人“泪尽而逝”，以至坟冢何处都无人知晓。据红学家吴恩裕考证：“雪芹即死于贫困，匆促埋葬，又不能越旗葬，则葬于正白旗义地之内地藏沟，也似合理。”也许，就在植物园中哪株花树之下，正是雪芹长眠之地，覆盖着年年落花化作的芬芳泥土。 曹雪芹故居 地址：海淀区香山正白旗村39号 香山植物园内 开放时间：8:00-17:00 票价：5元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紫藤翠棠最关情 ——纪晓岚故居 纪昀即纪晓岚(1724-1805)的故居——阅微草堂，原在建国初就改成了有名的晋阳饭庄。现在，紧挨着饭庄西面重建了一个崭新的院落，多半个门楼都被门前一棵枝叶繁茂的紫藤遮住。这是纪晓岚亲手所植，200多年过去，栽花人早已作古，但每年初夏紫藤仍然花繁叶翠，正如纪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描述的：“其荫覆院，其蔓旁引，紫云垂地，香气袭人。” 当年老舍先生经常到晋阳饭庄吃饭，特别喜欢这株紫藤，还为之欣然提笔：“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 院中北房南房各三间，两边由游廊连接。北房台阶下有一棵海棠树，相传也是纪晓岚所栽，如今枝桠已伸到晋阳饭庄的三楼。 “憔翠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红一怅然。” 这是纪晓岚咏海棠的一首诗，笔调悲凉，据说是为纪念一位早夭的少女而作。关于此段轶事的一个版本是：幼年的纪晓岚住在叔父家，与婢女文鸾年龄相当，性格相投，常在阶前海棠树下玩耍。纪晓岚年龄稍长就随父进京了。数年后两人再见，文鸾已出落成亭亭少女。文鸾浅识文墨，纪晓岚常与她联诗作对，两情相偕。纪家的长辈很想促成这一对，没料到文鸾的父亲提出不少过分的要求，阻隔了这段良缘，结果，文鸾寂寂而亡。纪晓岚得知后无限悲伤，便在北京的住所种下了这棵海棠，以纪念恋人。另一个版本就不那么优美了：纪晓岚50岁时曾寄信给四叔母“觅侍女”，四叔母因特别疼爱纪，“拟以(婢女)文鸾赠”，接下来的事倒是跟第一个版本一样，因文鸾之父作梗未成，文鸾不久病夭。20多年后纪已是70多岁的老人，某晚梦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女，后家人“道其(文鸾)容貌形体，与梦中所见合”，于是认定乃文鸾入梦，便特意在笔记中记了一条，指出以前所作的海棠诗“宛似为斯人为咏也”。这个版本其实也够传奇，不过，一般的善良百姓应该是更喜欢前面那个“青梅竹马的爱情悲剧”的。 纪晓岚一直是个很有“故事”的人，不仅民间流传着有关他的大量趣事传说，文人笔记中也有不少记载，说他诙谐聪颖，机智过人，“铁齿铜牙”，往往爱和贪官权贵周旋。故居中有一幅当时留下来的纪晓岚画像，与面颊饱满的张国立所饰演形象截然不同，而是干瘦的一个老头儿。讲解员说，瘦是因为他爱抽烟的缘故。有文人记载：“(纪晓岚)公善吃烟，其烟枪甚巨，烟锅又绝大。能装烟三四两，每装一次，可自家至圆明园，吸之不尽也，都中人称纪大锅”。展览台中有一支复制的烟枪，足有一米之长。 正史上记载的纪晓岚的功绩，主要是编纂了那套《四库全书》——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他为之殚精竭力，保存整理了中国的典籍。但他又只是一个“责任编辑”，“主编”则是当朝的皇帝乾隆。这位“文治武功”俱全的皇帝钦定了书目，命令将许多不符合清廷政治需要的书籍删去，徒留下书名列入禁毁书目之列，使之不能再流传后世。所以，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丛书。鲁迅就曾说：“清人编四库则古书亡，清人编四库则中国没了脊梁。” 纪晓岚真正的著作，则是他在这处住宅所写的近40万言的24卷《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涉及对象上至官僚、师友，下至士兵、皂隶，凡地方风情、宦海变幻，典章风物、奇闻轶事、鬼怪神狐……无所不包。孙犁称赞它有与《聊斋》异曲同工的水平；而毛泽东闲时最爱翻的书便是《阅微草堂笔记》。 《笔记》中多少透露了一些纪个人情感生活的痕迹。他的正室夫人姓马，笔记中两次提到，但一共只用了20多个字，看不出什么感情色彩，是尊重客气的口吻。而对自己的两位侍妾郭彩符与沈明，笔记中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槐西杂志》卷二第141条讲了郭彩符的生平，三百余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向姻亲走漏朝廷消息，纪昀被流放新疆“效力赎罪”。四年之后，在他获赦回京之前，郭已病重，到关帝庙问了一支签，知道还能等到纪回来，但病却好不了。果然纪回来不久，郭氏就去世了。后来家中晾晒郭氏遗物，纪睹物生情，作诗云：“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 纪晓岚对另一侍妾沈明似乎更为欣赏疼爱，笔记中写她的有七八百字，《槐西杂志》卷二第88条几乎是在给沈氏作传。这位沈氏堪称奇女子，虽出身贫寒，但“神思朗彻，殊不类小家女”，常对纪说“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颇有点苏小小的风范。沈氏初仅识字，后跟从纪昀日久，能“以浅语成诗”。她死时仅30岁，果然应了自己所愿，临终前口诵一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笔记中说沈氏病重时生魂曾跑到纪“侍值圆明园”的住处“海淀槐西老屋”去探望他。故纪在沈氏遗像上题了这样一首诗：“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 纪晓岚的其他传奇我们已经知道得颇多了，在此不再赘述。他是乾隆十九年中的进士，现在倘若到北京孔庙，在林立的元明清三代金榜题名的考生记名石碑中，惟有东面清朝的那一块，前面兀然伸出一块粗糙的白底红字木牌，用简陋的字体写着刻有纪晓岚名字的碑在此云云。纪晓岚能在孔庙中受此特殊待遇，连篇累牍的电视戏说自然功不可没。 纪晓岚故居 地址：珠市西大街路口北边241号 晋阳饭店旁 票价：免费开放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庭院中落笔的声音 槐蚕、枣树、丁香 ——鲁迅故居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这是鲁迅1912年悼范爱农的诗句。这可能也是当时他自身的感受吧。为了逃离辛亥革命后一度掀起微澜又很快复归死水的故乡绍兴；也为了躲避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婚姻，他在托好友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四个字。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5/11/30/131827.jpg[/imga] 鲁迅当年的书房和卧室 1912年元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32岁的鲁迅应蔡元培之召去教育部任职。5月随政府北迁，经海路抵达北京。 在北京的14年中，鲁迅共住过四个地方。孤独的蛰居、打破铁屋的呐喊、盛名播于文坛、兄弟失和、女师大风潮、许广平的爱情……种种悲喜波折过后，他南下广州、终老于上海，与北京决绝。 而故都的痕迹，在70多年之后，或被刻意装饰，或已濒于泯灭。 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 要去拜访一个令人如此寂寞的地方，心中也自有点沉郁。在宣武门外的南横街站跳下车，路西拐入天景胡同，往北略绕两绕，便来到南半截胡同。这条胡同很短，也较破败，确乎只剩下了半截。7号很容易找，那有四个门簪的大门在这条小胡同里算得上气派了。 1912年5月6日的《鲁迅日记》写道：“移入山会邑馆”，“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肥虫(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这里原是前清时进京参加会考的绍兴举子聚居之处，始建于道光六年(1826年)，蔡元培中进士前也曾在此居住。废了科举，会馆自然冷落破败下去。不过住在这里不用交房钱，只要过年过节时给看房子的人交点小费就可以，对于小文员周树人(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佥事)来说，这是个合适的栖身之所。 进得门去，迎面的照壁矮而残破，墨绿的槐阴笼着，只墙头的两枝榴花灼人眼目。这应该不是我要找的那棵槐树。 一个典型的北京大杂院，向东向西都是低矮房屋挤迫的窄巷。先往东罢，他最初住的“藤花馆”是在东边。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如同他那被寂寞啃噬的默默无闻的四年。 1909年从日本回到绍兴的他，曾被乡人认为是个“漂亮”人物；而两年后在绍兴师范学堂任校长时，已然面容削瘦，神色木然，且不修边幅，乱发如戟，一件黑棉袍可以从秋天直穿到冬天。初“逃”到北京的他，不知是不是这副模样。 他是个认真的人，对新的工作格外尽力，也许新环境中他确乎产生了一点微茫的希望：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捐出私人收藏的文物；他曾通宵守卫办公室里准备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也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 不过称职的公务员周树人很快便再度消沉。蔡元培辞职后，他被视为蔡党，处处遭人排挤。其他韬光养晦的同事或搓麻将或吃花酒，而他连堕落的本钱也没有。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去部里办公，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古碑拓片，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深夜一两点钟。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6年5月，他搬入西边的“补树书屋”。 我又往西边走，来到一个还勉强看得出格局的小跨院。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正推了自行车出门，问她鲁迅住过的屋在何处，她面无表情地回头向自家门口一努嘴，然后匆匆从我身边绕过。 我呆了一会儿，不是说“补树书屋”已经被拆了么，那么现在这间北屋是惟一的残存？还是早已经翻修？ 这里是周树人与“金心异”(钱玄同)进行著名的“铁屋”对话之处，也是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诞生地。从此后，我们可以称呼他“鲁迅”了。 在这间屋的西边，确乎有一棵很高的槐树，这应该是我要找的那一棵了吧。然而它不甚粗壮，又让我稍有怀疑。它的枝叶也很繁密，其间真的隐有许多青色的槐蚕。我在这狭促而幽寂的院中定定地立了一会儿，却没有任何东西落进我的颈窝。 在绍兴会馆的最后一年中，鲁迅写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以及27篇随感和50多篇译作。 会馆不仅目睹了他的孤独与沉默中的爆发，也见证了曾经“兄弟怡怡”的深情。1917年，鲁迅向已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弟弟周作人，蔡聘作人为中文系教授。鲁迅把“补树书屋”的正房南屋让给弟弟，自己移住光线阴暗的北屋。在此之前，他已用自己菲薄的薪水接济了周作人夫妇5年。为了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还把自己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周作人也不负兄长期望，写出了广受好评的《欧洲文学史》。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 这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中的一段。1963年，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1925年10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常阅读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乃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仅仅20天后，鲁迅写了小说《伤逝》。这其间的因果确实耐人寻味。 而那让兄弟俩“东西永隔如参商”的所在，已不是这衰颓的会馆，正是我下一个要寻访的目标。 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默想着这封著名的“绝交书”，我在新街口附近徘徊了好一阵，终于找到了前公用胡同，接着也就找到了八道湾11号。 “知堂老人”周作人(1885-1967)的得意门生俞平伯曾写过一首《忆录京师坊巷诗——八道湾》：“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外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衣，几日未登堂。”此诗前四句交待了八道湾附近的几个地标：“龙头井”在什刹海西边；“朱门”指的是庆王府；“西庙”则是护国寺。 怎么说呢，对于这处老房子,鲁迅在这儿住了三年九个月，周作人却住了44年(不算抗战后坐牢的4年)，到底应该算是谁的故居？不过，也许正是由于周作人的汉奸罪名，这座宅子破败如斯，不是任何文物保护单位，尽管这里是“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的居所，是《阿Q正传》和周作人几乎所有重要作品的诞生地。撇开政治和民族大义不谈，尽管我并不太喜欢周作人的文风，但对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敬重的。 1919年2月，鲁迅和二弟作人在京工作稳定，决定打破“越人安越”的习俗举家北移。从2月卖掉绍兴老宅，8月购定八道湾大屋，11月修缮完成乔迁，鲁迅这个大哥前后操持，足足忙了9个月。作人还是那么潇洒，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回日本探亲游玩，回北京后不久搬进了这“宽绰而豁亮”的新宅。 年底，老母偕三弟建人全家来京。一时间，这个12口人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周家住的是一座三进四个院落的大宅院。之所以买它，鲁迅曾说“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他自己那时并无子息，儿童是指二弟三弟的孩子。寂寞了七年之后，年将不惑的他也许很渴望家庭的温暖吧。尽管朱安夫人的到来对他说无疑也是一种痛苦。 在以前的门房处，我看到一只小狗，像刚从水里捞起来又晒干了的光景。不由一笑，鲁迅住在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发表关于“落水狗”的高论呢。 初迁入时，鲁母与朱安住中院北房；为便于照顾母亲，鲁迅住中院西厢房；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那是最好的房子)；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后来鲁迅为静心写作，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部的三间房里。鲁迅曾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今天，大院中已挤住了40多户，但依旧花木葱茏。 尽管那位控制了兄弟俩大部分薪水的日本管家婆飞扬跋扈、花钱如流水，但周氏兄弟在这里应该还是度过了一段平安喜乐的日子。他们的事业也步入辉煌。 鲁迅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已经是《新青年》的中坚人物，《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国文课本。从1920开始，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都将他看成导师。他自己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更是被青年人奉为文坛领袖。 在孙伏园不断“催稿”下，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镌》上登出了《阿Q正传》的第一节，一直连载到翌年2月。1922年3月19日的《晨报副镌》上，周作人发表《关于〈阿Q正传〉》一文，这是第一篇全面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并且“经过鲁迅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文章说，《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冷嘲”；更指出阿Q“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 《呐喊》在这里编成；《中国小说史略》在这里成形；《罗生门》、《工人绥惠略夫》等大量译作在这里涌现。 而北大教授周作人亦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写了《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力作，出版了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还把日本知识界的“新村”理想积极介绍到中国，名噪一时，毛泽东也曾登门拜访过他。 因了周氏兄弟的强大磁场，这所故宅当年是文化名士频频造访之地。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郁达夫、许寿裳、沈尹默、刘半农等风云际会，想来应是满庭生辉吧。 一切美好都没能持续太久。1921年，周建人迁居上海，八道湾11号的后院空寂了许多。1923年7月14日，鲁迅和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只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四天后周作人送来了那封绝交信。8月2号,鲁迅搬出八道湾。几个月后，鲁迅回来取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香炉向兄长砸去。 老母亲对此事也摸不着头脑，她曾对一位当年的房客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 今天，这场兄弟反目的悲剧仍是一个谜团。最为人认可的是“信子离间”说：鲁迅对管理家政的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给予批评，她就污蔑大哥“偷听”、“窥浴”，终于激怒了周作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信子原为鲁迅在日本的情人，作人起初不明虚实，至事发前才得知“真相”——这就未免有点荒诞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1948年曾到八道湾看过一次(其时周作人尚在狱中)，谁料遭到已是老太婆的羽太信子咒骂，“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她那穷凶极恶的模样尚历历在目”。 其实，鲁迅本可以不必迁出八道湾，因为房契上他是屋主；不久后老母亲也搬了出去，跟老大住在一起。也许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谁是谁非吧。 鲁迅走后的八道湾，“只剩一个中国人”(鲁母语)。周作人日益沉迷于写作优美的小品文，成为上世纪年代“京派作家”的首领。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李大钊，周作人悲愤地写下《偶感》为李的名誉辩护,并把李的长子李葆华藏在家中，后送去日本。虽然兄弟间已不来往，但鲁迅仍在给建人的信里对周作人的勇敢大加赞赏。 抗战前，对于周作人对日本的暧昧态度，鲁迅很感着急，曾写信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委婉转请周作人南下。据说章看完此信,感动得拍案长叹。然而周作人没有丝毫反应。这是鲁迅对二弟的最后一次眷顾。 鲁迅病逝后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整整一小时,他却始终在讲《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 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然而，当悲恸而无助的老母对他说“老二，以后我要全靠你了”，他的回答竟是：“我苦哉！我苦哉！” 1949年后，历经荣辱的周作人辗转回到北京，回到他已破败的“苦雨斋”中。他靠翻译希腊文著作(正是由于这个特长他才免于一死)、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编著关于纪念鲁迅的书籍来养家糊口，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来换钱。 80岁高龄时，他译出了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名作《对话集》。据说“文革”时他受到批斗，曾写信向当年的学生毛泽东求救，毛并没搭理他。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死，享年83岁。 砖塔胡同61号 在鲁迅的一生中，这条正在被拆的胡同只是一瞬，但也许是最悲伤的一瞬。 1923年8月2日，与周作人闹翻的鲁迅迁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现84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要朱安或留在八道湾陪母亲，或回绍兴娘家，自己会按月寄钱供养。但朱安说：“横竖总要有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砖塔胡同的这处房子又小又矮，总共只有20多平米的3间北房，西面是朱安的卧室；东面一间留给母亲；中间的堂屋则是鲁迅的房间。白天，这堂屋充当会客室和饭厅；晚上，鲁迅就在这里写作，靠墙的一张木板是他睡觉的地方。 而今天，61号两边的房子都好好的，只有它被拆除了，还没有拆尽，院墙在，门没了，豁开的地方用装碎砖烂瓦的塑料编织袋堵起来，里面望得见一层层断墙。在这里，鲁迅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整晚失眠，对骨肉亲情的幻灭，将他推入最深沉的悲观。 1924年，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宀”(家)、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两年后写《铸剑》，给那个代眉间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可见他的愤恨之深。 在砖塔胡同的9个月里，虽然贫病交加、情绪低沉，但他仍是“多产”的：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创作了小说名篇《祝福》及《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 现在这些都了无残痕。门口粗壮的大槐树，应该见过鲁迅吧。它晚出的槐蚕，曾经再次带给他冰凉么？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鲁迅在京的最后一处故居，我却是最先去的，很简单，因为它最好找。 正是4月暮春光景，阳光有了点辣意。走过那著名的大白塔不久，就到了宫门口二条。在胡同口就望见一轩敞的大门，四根大红柱子，彩绘雕梁，不仅有些嘀咕，他的故居断不会这么豪阔，怕是哪个王府吧。走近方知，这是鲁迅博物馆的大门。 进门有宽阔的广场，正中便是他的汉白玉雕像，跟我见过的大多数鲁迅像相似，都是他晚年的形象。他在北京呆了14年，却没有留下什么影像，甚至博物馆里出售的明信片，有他在日本、厦门、广州、上海的照片，唯独没有一张北京的！ 像后，一排雪松，再后，是仿古式的博物馆，巍峨得紧，却不能引起我的亲近感。他真正的故居，在大院的西角默默蹲伏。 路边看到一尊铜像，那是鲁迅所称许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两颗同样灼热的灵魂若能相遇，那对话当是分外热烈吧。 故居的地址依然是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当是一种刻意的保留。 1924年春，鲁迅向老友齐寿山、许寿裳各借400银元，买下了这处宅院。鲁迅亲自设计并绘制了草图，对院内原有的六间旧屋进行了改造翻修。他采用了南方的建筑风格，将北屋南移，腾出了北面空地，营建了前院后院，开挖了水井。 5月25日，鲁迅一家告别砖塔胡同的陋室，迁居此处。 穿过幽暗的门廊，便见照壁左侧的二门半开，露出院中正房一角朱红色的窗扉。一种清甜的气息悄悄掩上来，瞬间把人吞没。 恍惚中已置身其间。两株巨大的丁香树笼住了整个院落，阳光被过滤得分外柔和。花的盛期已过，枝叶间难觅踪影，满地却铺了一层细雪。树下挂着小牌子，说明这丁香乃1925年清明鲁迅手植。 前院有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南房是会客室。北屋东西两间分别为鲁母和朱安的卧室；当中一间为餐厅，其向北凸出的一小间，面积约8平米，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那便是著名的“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了。 一边是慈母，一边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担着这副担子的鲁迅自己在中间。这种格局让人唏嘘。 初来西三条的日子，鲁迅仍然是不快乐的。虽然生活环境改善了，但在外部，他的论敌在增多；在他的内心，一切滑向虚无：“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的事无论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他的性格也更多疑和易怒。1924年11月的某天，北师大一位有精神疾患的学生杨树达，正巧在发病时撞进鲁迅家中，鲁迅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利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一周后，他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紧写了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那些以前他最乐于接待的青年们，这时候由于怕他的“坏脾气”，也不大再敢上门叨扰了。 正房左侧有一小门通往后院，一出门，差点撞上一棵树。定神一看，在狭窄的过道正中，粗壮的黑黝黝的树干拔地而起，在墙头略靠一靠，再伸出巨爪般的分枝探向天空，却没有一片绿叶。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便是其中的一棵了。眼光再扫扫，在一堵墙外，果然还有类似的黑沉沉的一棵。 顺着枣树粗糙的树皮纹路一直往上看，自然没有那闪着鬼眼的妖蓝夜空，只有异常苍白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 后院却是鲜妍明媚的：雪白的木栅栏围着水井，后面一树黄刺梅正开得灿烂，那也是鲁迅手植的。他在“老虎尾巴”写作倦了的时候，眼睛望出来，视线的第一个落点应该就是正对着这株黄刺梅吧。 正屋的前门不让进，在后院透过玻璃探看，方清楚了“老虎尾巴”的格局。靠窗的木板床、左侧有书桌和藤椅；右侧的两把客椅和小茶几，壁上有几帧画，一幅书法，仅此而已。《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部分文章，都是在这里写就的。 在许多个秋夜，曾有许多小飞虫从窗户的缝隙撞进来，扑向书桌上的高脚煤油灯，“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那“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的另一层灯罩，今天却是看不见了。鲁迅曾“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而墙角的枣树，“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回到前院，站在丁香树下默想。是怎样的心情，让他种下这两棵丁香？ 1925年3月11日，一颗炮弹轰进了鲁迅紧闭的内心世界。那是一封信，自称“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它来自27岁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 许广平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就校内“驱逐校长”的风潮寻求鲁迅的指导与拯救。3月13日一早,忐忑中的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鲁迅的回信中对女师大校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南，只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但这已让许喜出望外。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通了六封信。 4月5日，鲁迅在院中种下那两棵丁香。一周后，许广平鼓起勇气携同学林卓凤到鲁迅家中探视。在“老虎尾巴”里，鲁迅给她们泡了茶，又从那多层的书架上拿出铁盒子，给每人一块萨其马。她们还去看了后院中的花木和养着的鸡。 在随后的信中，许广平说：“‘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在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 其后，鲁迅直接卷入女师大风潮。5月27日，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其他六位教员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周作人明知是大哥拟的稿，仍在其上签字。8月14日，鲁迅因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苦守14年的饭碗终被打破。 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当晚鲁迅把许广平留在自己家中抄写稿件，躲过一劫。其后，鲁迅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不得不在外国人开的医院中辗转避难两个月，写下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 在这动荡时世中，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却在灼灼燃烧。在与许结识之前，45岁的鲁迅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牺牲。而许这位从小便“想得作剑仙其人者，以杀尽天下不平事”的广东女子，以她年轻的直率与热烈，也许还有冲动与莽撞，一炮接一炮地，将鲁迅的“黑暗与虚无”的世界轰出豁口，透出光线。 他们在信中的称谓开始是“先生”和“广平兄”；后来，鲁迅变成了“嫩棣棣”、“小白象”、“乖乖莲蓬”，而许广平则成了“愚兄”、“乖而小的刺猬”等等。 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惊世骇俗的爱的宣言：“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1926年8月26日，鲁许二人双双南下，一赴厦门，一去广州。这处宅院中只剩下鲁母和朱安相依为命。鲁迅仍每月寄钱供养，周作人对老母却不闻不问。鲁迅去世后，也是由许广平这个拖着爱生病的海婴在上海清苦度日的没有名分的“夫人”独立供养她们。鲁母于1943年辞世，朱安于1947年病逝。 在丁香树下，最后想到的是朱安，这个在院中住了最长时间的人。这位不识字的乡下小脚女子，她的真实心境如何，可能没人会去在意。虽然她跟鲁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并不代表她没有自己的感情和见识。在托人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她一直很关心海婴的成长。鲁迅逝世后，不断有人要“馈赠”于她，她都“逊谢不收”，并在给海婴的信中说，自己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顾宁自苦，不愿苟取”。 院中的丁香开了又落，其实鲁迅只看过一次(他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回京省母皆不在花期)，只有朱安年年岁岁徘徊于下。“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鲁迅故居 地址：西城区宫门口二条19号 开放时间：9：00-16：00 (周一休息) 票价：5元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最宁静的地方，清晰而模糊的笑容 ——老舍故居 “小羊圈”里的“小狗尾巴” “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个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忽然眼前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老舍·《四世同堂》) 文中所描写的这个葫芦状的胡同就叫小羊圈胡同，在北京五千多条千奇百怪的胡同里，它的造型也算是别具一格了。这里没有铜锣巷的幽长，没有砖塔胡同的久远，也没有帽儿胡同的富贵，这里所有的，只是一段贫穷、辛酸但充满生机的童年回忆……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5/11/30/132216.jpg[/imga] 年轻时的老舍 1899年2月3日，在中国农历正是腊月二十三。“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北京的老百姓都要在炉前黑黑的灶君画像前，供以糖瓜，贿赂他多在玉皇大帝那儿说几句好话。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才能安下心来炖肉、蒸馒头，准备好好过年。也就在这一天，小羊圈胡同里一户姓舒的普通旗人喜添贵子，家人给他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这一年是“戊戌”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发生的那一年，按农历说则是狗年，腊月是在年根儿上，所以姑母又给这个小孩起了一个小名——“小狗尾巴”，照民间说法，小孩名字起得越贱就越好养活，这在随后而来的一场大劫难中得以应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和一些清兵凭借着土枪大刀与侵略者开始了艰苦的巷战，其中就包括庆春的父亲——属“正红旗”的镇守皇城的卫兵。此刻，慈禧太后正挟着光绪皇帝一路仓皇从北京逃向西安。一位逃亡的士兵在一家粮店里发现了庆春的父亲，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挣扎着想爬回家去，但已经不行了，他把自己的一双袜子和裤腰带托那名士兵带回家中报个信儿。年仅一岁半的庆春失去了他的父亲，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从此失去了顶梁柱。 中国的百姓和军人对洋鬼子的殊死搏斗是惨烈而彻底的，八国联军在北京纵横交错的胡同中吃尽了苦头，所以他们的搜捕和抢夺也格外疯狂和“细致”。在西大街(今天的新街口大街)两边无数条的胡同之中，这条有着“很细很长，而且很脏”的葫芦嘴和脖子的僻静小巷子，八国联军都居然连着来了两遍。母亲索性连街门也不关，护着哥哥姐姐躲在墙根，洋鬼子端着枪闯进门，一刀杀死了看家狗，将屋子翻了个底朝天。等强盗们走了，母亲才发现正在熟睡的小儿子被扣在一只空的破衣箱下面，得以从洋鬼子的刺刀下捡回一条命。 老舍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这肮脏、平淡的小羊圈里，他的童年清贫而寂寞，家里的生活只能靠母亲和姐姐为别人洗衣服做活勉强维持。在他的记忆中，母亲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的衣服往往能装满两个大绿瓦盆；晚上，她还要与三姐守一盏油灯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穷人有着自己的尊严，老舍在性格上深受母亲的影响——“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的母亲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对别人却很义气，“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袜子，她也给洗得雪白。”母亲终年为生计忙碌，可她还是把院子收拾得清清爽爽，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从来不会被忘记浇灌与爱护，鲜花将贫困装点得也活泼绚丽。在这个小院里，老舍养成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的习惯。 我们是在暮春的傍晚寻访小羊圈胡同的。沿着新街口大街边走，每条胡同入口处标有胡同名字的红色灯箱已经在暮色中亮起，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而值得人想象的名字——“百花深处胡同”。它前面不远，便是已经改名叫“小杨家”胡同的“小羊圈”了。 虽然读过老舍对小羊圈描述的文字，可这里还是叫我们吓了一跳：从仅一扇小门宽窄的入口看进去，是一条极短、极没有生命力的水泥过道，一面安着前街店铺的空调外机，一面是饭店的烟囱，没有任何院门和窗户，让人感觉这条胡同已经是被堵死了的。往前走了几步几乎撞墙之时，左边出现了一条岔道，回忆老舍描述的旧貌，果然也是如此的。左面的那截胡同中，有一对相互偎依的小恋人，看见我们十分不好意思地分开了。再一拐，“忽然眼一明”，看见了一块空地，这大概就是老舍所说的“葫芦的胸”了，再回头看看刚才进来的路，曲曲弯弯，狭窄细长，可不正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嘛！在“胸”的右边有一处红砖平房，上面挂满了包括“居委会”在内的各式各样的金属牌子，足有十来块。铜牌簇拥下的一扇门，不如说是一个过道更确切，因为它并没有门，只有两扇极为不相称的木门，斜靠在里面的墙上，左边这一扇，用白粉笔写着“8号”。 从这里走出来，我们碰到了一个热心的阿姨，在她的指引下，我们在这座平房的东侧凹进去的地方，发现了8号以前的院门，上面写着“小杨家胡同8号”——这里面，便是老舍童年的家了。入门处的过道还能看出旧砖瓦的屋檐影壁来，但正院中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老房子。院内建筑十分拥挤却仍然整齐，不知是谁家有一个同样勤劳的女主人，将窗外杂物柜上的几盆太阳花、蟹爪莲养得格外娇艳水灵。那棵比老舍年龄还大、伴随他成长的枣树还在，只是被雷劈掉了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努力伸展着枝条，据说每年夏天都能结许多香甜的枣子。 在这里，没有奶水的母亲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没钱供他上学，老舍九岁的时候还不认识一个字。一天，一个叫刘寿绵的“大叔”来串门，偶然问起：“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听母亲回答完，他立马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 第二天，庆春便“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跟着刘大叔迈进了一所私塾的门坎。那私塾设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座破道士庙里，又黑又冷的大殿里，一块肮脏的黄布遮挡着色彩斑驳的神像，孔老夫子的牌位摆在供桌上。三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面西而坐，对着的西墙上有一块黑板——那倒是与一般私塾稍有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这里所特别的，是充溢混杂的各种气味：刺鼻的大烟味儿，隔壁制糖作坊传过来的糖精味儿，还有厕所茅坑里沤出来的屎尿味儿。所以，这里似乎也可以被称作是“三味书屋”了。在刘大叔的指教下，庆春拜了孔圣人和老师，便正式成了这里的学生，《三字经》则是庆春启蒙的第一课。 这条小小的胡同、这个小小的院落，印在老舍的生命体验中挥之不去，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它的影子，甚至几乎完全是把小羊圈胡同作为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比如1930年代写的《小人物自述》、40年代写的《四世同堂》、60年代初写的《正红旗下》……“丹柿小院”早已经开辟成老舍纪念馆，在不久前，他在伦敦曾住过的寓所也已挂上了名人故居的牌子供人参观，但这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小胡同、小院落，却是老舍至死都不曾忘记的地方。 丰富胡同的“人民艺术家” 1924年夏天老舍远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在那里他开始创作小说，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 1930年春老舍回到北京后在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在那里结识了胡青。两人于1931年结婚。此后老舍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6年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创作了《骆驼祥子》。“七七事变”爆发后，老舍虽然没有目睹过沦陷后的北平，仍然在满怀悲愤中写出了传世之作《四世同堂》第一、二部。 1946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那里他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0月正在美国养病的老舍接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恳请他回国的信函，12月，他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老舍在王府井附近闹中取静的丰富胡同买下了这个据说已有百年历史的小院。原因有四：这一带是当时的北京市文联所在地，老舍开会、接待外国友人都方便；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儿童艺术剧院都在这附近，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跟导演、演员们商量戏很方便；这儿离东安市场近，买菜、理发也方便；“东来顺”、“萃华楼”也不远，自然要经常光顾，饭局也顺便解决了。 小院是典型的二进三合院风格，大门坐西朝东。一进二门有一块很少见的五彩小木影壁。院中有两棵枣树和两棵柿树。这两棵柿树是1953年春天老舍亲手种下的，每当金秋时节，就会有火红的果实挂满枝头，擅长丹青的夫人就将自己的家雅称为“丹柿小院”。院子中还种了许多时令的鲜花，包括几棵牡丹和菊花，几只经常“抱着花枝打秋千”的小猫更是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宅子老了，也有令人措手不及的事儿：夏天常漏雨，屋里的各种大盆、小盆自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书房，一次一觉醒来，老舍发现两脚竟是湿的。一次地震，老房子的院墙塌了两面，其他没塌的墙也都给震裂了，地上全是碎砖头，可见这是北京胡同里的老泥瓦匠才有的杰作——能用碎砖头盖房。 故居约有300平方米，正房(北房)三间，明间和西次间为客厅，东次间是胡青的卧室兼画室。老舍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6年，写下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以及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等24部著作。西耳房是老舍自己选的卧室兼书房，他说这是全院中最静的地方，现在这里悬挂着一幅胡青画的牡丹，另一幅是她年老时悼念先生所作的《甲子感怀》。 老舍在1951年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那样的平民化，也一直努力想跟上“形势”，但在“文革”中他仍然未能幸免。终于，在1966年的一个夏日，老舍离开了草木葱茏的丹柿小院，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女，走向了太平湖，将自己的生命永远溶入了波光云影。 “文革”过后，丹柿小院常常会有天南海北的人登门造访。1988年青夫人和子女搬走了，只有大女儿舒济还留在这里直到1997年。她对这个小院怀着深深的情感，虽然络绎不绝的客人打搅了家庭生活，但同时舒济也感受到了老父的作品是怎样深入人心。“这里有很多故事和情景在，我舍不得”，她甚至统计过，整个三合院里包括墙根儿和房梁上叫不上名来的花花草草，共有一百多种。 1999年，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很多陈设都是后来收集齐的，那硬木大理石写字台上的收音机就是老舍生前送给别人的，人家听说建了纪念馆又亲自给送回来。故居的正门在灯市口西街，挂着金色的牌子，非常醒目，但它原来的正门是开在东边侧面的丰富胡同之中的。随着北京城的改建，这里的老街区在不断翻新改造，小院周围的胡同一年年地被蚕食，舒济对此很是着急，她认为以前这一带亲切、安静的胡同才是老父亲生活和创作的地方，是那些作品诞生的地方，这个环境要是没有了，“对作者本人的怀念、对北京文化的回顾”也是终隔一层了。 舒济说：“这里可能是北京的普通工人必进的一个地方了。”确实，这里大概是北京名人故居中最有人缘的一处，老北京人对这里都很熟悉，胡同游的车夫也必然会把游客拉到这里，舒济就见到过不少，游客进来参观，车夫就坐在或蹲在门口，让进来也不进来。这些车夫许多是下了岗才蹬起三轮车的，在尽力上坡和遇到风雨时，他们的脑海里是否还会记起骆驼祥子的影子？ 逛完了小院，再回到正屋，舒缓忧伤的乐曲在寂静的屋子中如溪水般流淌。桌上摆放着老舍的遗像，画面中的先生坐在沙发上，脸上的笑容平和淡然，仿佛透着他亲笔所书的“光明永在，潜力无穷”的意境。看到屋角摆放着留言册，开馆五年的时间，观众留言足有40厘米厚，不到一个月一本。留言人有小学生，有教师，有学者，看着那一行行稚气抑或成熟的文字，心中有一脉潜流随着这哀伤如水的音乐流动，泪水也不禁模糊了视线，脑海中出现的，是我刚才默默诵读《甲子感怀》中的句子：“伤心京华太平水，湖底竭时泪不干”。 纪念馆中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每当夜深的时候，都会有许多猫儿来到院子里。老舍先生喜欢猫，它们也许就是当初在先生稿纸上留下“小梅花印”的猫咪的后代，夜夜执著地到这里来寻找当年主人所给的青睐和照顾。 老舍故居 地址：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王府井步行街世都百货西侧 开放时间：9:00-16:00(周一休息) 票价： 5元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能从片楮认前朝 ——沈从文故居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这是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所出《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的一句话。此后直到1981年，大陆的读者才重新见到沈从文(1902-1988)的文学作品集。 当我在东堂子胡同逡巡良久，找到51号的时候，眼前所见确乎和上面那句话的悲凉调子合拍。 窄窄的一个门，门上没有门牌号，只是根据左右房舍的门牌推断这里是51号。门外槐树下坐着一位干瘦的老大爷，似乎在怔怔出神。我问他“这里是51号么？”他微微抬头，指了指耳朵。 我摇摇头，钻进那个小门。极狭的一条巷道，并不深，两边都是红砖的墙，墙根堆着杂物。“这墙很新啊。”我疑惑起来，这就是黄永玉散文中说过的“有三间房，朝南都是窗子，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映着蓝天”的那处宅子么？没有丝毫的痕迹啊！ 失望地往回退时，抬头看见右边的墙上方露出几片瓦当，上面有精细的福字纹。再仔细看，原来后面还有一堵墙。那瓦当属于覆在后面那堵墙上的屋檐。出了院门，直退到胡同的对面望过去，才恍然大悟：整个老房子都被后建的墙给困在里面了。离现在的院门右侧老远，抹了水泥的墙上方探出一个旧式门楼的顶，那下面才是以前的大门吧。 这里是1953-1980年间沈从文的住所。确切地说，这里并不属于作家沈从文，而是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的故居。 在搬进这里以前，作家沈从文就已经“死”了。那个“仅受小学教育，无任何学位，无党派，无宗教信仰”，从湘西秘境走出的清瘦少年，20岁闯荡京城，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迅速升起；在30年代成为大学教授；到40年代已有46部小说、散文集问世。他在上海、青岛、昆明之间的辗转，他跟郁达夫、胡适、徐志摩、丁玲等人的交往，也演绎出诸多传奇。然而这一切，在1949年的北大校园抄写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前，戛然而止。 精神一度错乱、两次试图自杀后，他沉静下来，从北大的教授变为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小馆员，整天泡在他幼时就感兴趣的那些“坛坛罐罐”中。 位于故宫午门与端门之间的东西两溜平房，现在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展览”：“清代太监生活展”、“武则天、杨贵妃展”、“明清帝后秘史展”……50多年前，这里也曾是文物展室，改行后的沈从文在午门城楼上下做了10年讲解员。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沈从文热情地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整整看了一个星期，王后来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丝织品研究与保护的专家。 黄永玉记录了东堂子胡同51号一段相对平静和美好的时光：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噜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生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有关于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而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当年那位沈用极其热烈的方式追求到的苏州大家闺秀，这时候“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已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 “文革”来了。面对满墙大字报，他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他被派去扫女厕所。东堂子胡同的家被抄了八次，邻居曾亲眼看见他被造反派一脚踢了一个跟头。 1969年，沈从文夫妻被发配至湖北咸宁干校劳动。他的任务是看菜园子。那里多雨，常泥泞遍地，然而他写信给黄永玉：“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风雨中水淹了屋，“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他后来对学生王亚蓉说。在这段时间，仅凭记忆，他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补充材料。 1972年，沈从文回到东堂子胡同。原来的三间房已被强占去两间，他就一个人住在原来保姆住的小间里，继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修订写作。他成了院子里唯一没有厨房的人家，不得不在屋外的台阶上放一个两用炉，热一些简单的饭菜。天冷时他也用它热脸盆里的水，常常看着看着书就忘了，直到里面的毛巾糊了才想起来，他自嘲为“红烧毛巾”。 半年后，张兆和也回来了，在两里外的小羊宜宾胡同5号分得两间小屋。“于是，表叔婶一家就有了一块飞地了……从文表叔在原来剩下的那间房间里为所欲为……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1981年，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此书很快轰动欧美日本，台湾立即出了盗印本——因当时沈仍属“被禁作家”，沈从文的名字被抹去。后来，它又成为中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在黄永玉眼里，这部研究中国上起殷商下迄清朝三千余年服饰文化的著作也是“很美的文学作品”；沈从文自己说：“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一位感佩沈从文的诗人则写道：“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价更高。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 1978年后，沈从文转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处境有所好转。而此时，海外掀起了“再发现”沈从文早年作品的热潮。1980年10月底至1981年2月初，沈从文夫妇赴美访问讲学。沈从文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学府发表演讲。访美的最后一天，在旧金山东风书店，白先勇特地赶来会见沈从文，并激动地对围观的读者致辞：“人生短暂，艺术长存。沈先生的小说从少年时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今天大家来瞻仰沈先生的风采，就是一个证明。” 然而，艺术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吗？沈从文曾说：“美，不免令人心酸！”令人心酸的不仅是1949年前的文字，也是1949年后的文物。 对于沈从文后半生的“转行”，不少人认为是值得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自己也说：“在中国近30年的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然而，在相对的平静之下，隐藏着多少悲苦无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1964年就已完成初稿，却历经波折，推迟了16年才得以面世，这还是经周恩来亲自过问的重头著作；而沈从文其他的文物论著，如《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战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虽然部部精彩，但与他数十年的丰富积累实在太不相称。事实上，政治倾轧、人事牵绊、条件艰难，一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沈从文，这是天真执著的他所应付不来的。而关于要不要重新提笔写作(小说)的几次犹豫，更透露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 1974年,72岁的沈从文写了一封致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信：“留在馆中25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地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的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有多少？更不用说看到运用古代艺术精华元素的现代产品了。 沈从文后来离开了东堂子胡同，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的寓所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那是他一生拥有过的最宽敞的住房，政府还给他配备了一部专车，但“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眼前他只能坐在藤椅上了。熟人亲戚到来，说一点好朋友近况，他听得见，却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细微的声音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的反应。”(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 我在镜头里左看右看，想尽量把这座被“围困”的故居拍全一点，身边却响起了刺耳的嘲讽声：“什么不好拍，跑来拍我们这儿的破胡同！”转头一看，竟是席地而坐的一位乞丐所发！再打量打量，原来故居的墙根下也蹲着几位他的同道。 我按下快门，对这群另类“渔父”笑了笑，快步走出东堂子胡同。心里原有的感伤竟消逝了。 同样是沈从文，还说过：“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作者会老去、逝去；故居会倾颓、消失；但有智慧的文字不会老去。读者一代代老去，也会一代代新生。 1984年，一位将沈从文称作“中国福克纳”的美国文学研究家给沈从文寄来了一组诗篇：“……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分享了那静悄悄的秘密知识，那是在地球上几乎失传的，在肯塔基给与了我的，在湖南给与了你的……我知道许多管渡船的老人，在迷人的渡口守望着河流。但是，我只知道一个翠翠，我也知道她永远等待我，在那丛山中奔流而下的小溪边上，在一个比游鱼出没还深的梦里，她永远等待。” 沈从文故居 地址：东堂子胡同51号，现为民宅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霜叶似花又非花 ——茅盾故居 1974年以后，茅盾(1896-1981)搬入圆觉寺胡同13号，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7年的时光。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5/11/30/132747.jpg[/imga] 少年茅盾 这处住宅分前后两个院子，进门处有白墙影壁，上面嵌着的大理石上有邓颖超手书的“茅盾故居”。我前去参观的时候，前院堆积了不少装修材料，有工人忙碌地在葡萄架后搭建一个木质隔墙，前面涂白粉，画上青砖，问工人，他们亦不知做何用途。 前后院的穿堂里种着美人蕉，虽未开花，但宽大翠绿的叶子，在静静的院子中，在夕阳的斜光中，别有动人的韵致。后院寂寥无人，过道中响起细碎而清脆的脚步声，一只蟋蟀在墙角里窃窃鸣叫。 后院有茅盾的卧室和书房。卧室中，他桌上的书和台历，还停留在他去世前翻到的最后一页。朴素的床头挂着电铃、绳子等各种应急用品，那时，年愈古稀的茅盾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在这里写他的回忆录。在这里，他与爱人隔着生死相伴——夫人孔德在1970年就去世了，只有她的骨灰静静地陪伴着暮年的茅盾。 茅盾和孔德都是浙江桐乡乌镇人，父辈交好，所以在他俩尚是四五岁的小儿女时就定下了亲。茅盾的父亲要求孔家让女孩识字，不要缠足。但孔家很守旧，并没有把沈家的话当回事。 十几年后，已出类拔萃、为文坛所瞩目的茅盾回到家乡迎娶了不识字而且连名字都没有的新娘，他按自己这一辈的“德”字，为妻子取名为德。此后，夫妇二人走过患难与共的日子。他们在抗战的纷乱中辗转流离；在革命中，他们的女儿沈霞、女婿萧逸都牺牲了。 茅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后，孔德也向周恩来总理要求工作。周恩来听后，对她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从此，孔德便一心料理家务，让茅盾全力投入到工作中。 “文革”初期，作为“五四”文学的元老、文艺界的领导者，茅盾既被当作“文艺黑线祖师爷”进行不点名批判，又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天安门历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典，处在“明批暗保”的境地，尴尬而微妙。 不久茅盾被抄了家，孔德如惊弓之鸟，她甚至连夜给家里台灯的灯架——一个裸体女神像做了件连衣裙穿上。因为中央领导的特殊指示，茅盾家免于再次被抄，但从1966年到1970年，家里只有老两口相依为命。孔德旧病复发，卧床不起，古稀之年的茅盾一面担负着繁重的家务，一面照料着妻子。在夜里起来为妻子换衣裤时，有时孔德会从床上翻到地上，年迈力衰的茅盾一个人扶不起老伴，只好陪坐地上等到天明，到上班后打电话叫儿媳来一同扶她上床。 1970年，孔德谢世。独居岁月中的茅盾健康恶化，患上了严重的气喘。从1980年开始，他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只在卧室和起居室，而且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举着放大镜阅读资料。但他坚持写回忆录，书桌就在床头，挪动几步就能坐到那里。 茅盾不是不反对旧式婚姻，但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男人有选择，而女人没有选择，所以一直对孔德敬重有加。也许长期的相濡以沫，最后也产生了相知相惜的爱情吧。他也有过“出轨”的一段往事：那是在赴日本留学的途中，他与秦德君相恋。在东京同居期间，茅盾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秦德君下厨掌勺，料理家务，闲时帮助他誊抄稿子。茅盾写了《虹》、《野蔷薇》等作品。有人说《虹》的构思即源于秦德君讲的一个自己女友的故事，因为茅盾从未到过四川，书中对蜀中风物却描写得相当到位。回到上海后，茅盾提出了分手，在此之前秦德君已为他怀了孕。半个多世纪后，秦德君对此依然耿耿于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茅盾的感情经历还是要平实许多，年轻时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浪漫传奇，晚年也没有梁实秋那样的“红袖添香”。但他的小说中，确实有着一个个性格独特的女子，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婉弟”，她是我在现代小说中看到的最可爱的女性之一。 茅盾故居 地址：交道口圆觉寺胡同友好宾馆西侧 开放时间：9:30-16:00(周二、周四) 票价：5元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枣叶青青成追忆 ——梁实秋故居 梁实秋(1903-1987)被推崇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他的才情，在写了几十年、印了300多版的《雅舍小品》中确实挥洒得淋漓尽致。所谓“雅舍”，是他抗战时期在重庆和朋友合买的山坡之上的乡下茅草屋，“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但这却久久让他牵挂，后来到了台湾，他仍以“雅舍”来命名其书斋。 让梁实秋牵念不已的，还有他真正的故居、他出生的地方——内务部街20号院(现为39号)。内务部街宽不过六七米而已，原名“勾栏胡同”，后来因为清朝内务部设在胡同里，人们便改称为“内务部街”了。梁家祖籍浙江余杭，原住北京东城根老君堂，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在广东做官后，手中有了些钱，返京后买下内务部街一所有30多间房屋的老宅。 39号院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院落很大，梁实秋就是在院中的西厢房出生的，那天正巧是腊八节。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实秋是他的字。 梁实秋17岁那年在清华学校上学，正逢五四运动。少年的他还是满腔热血的，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并亲眼目睹了梁启超、周作人等来清华学校演讲。从这时起，他走上了文学道路。 几年以后，24岁的梁实秋旅美归来，旋即便投入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言辞激烈的著名论战。梁实秋当时虽因写新诗而得了“豹隐诗人”之名号，也算崭露头角，但与对手的身份悬殊还是非常大的,那一方就是文学界、思想界的公认权威，46岁的鲁迅。后来，余光中形容这次论战“颇有幼犊对老虎之势”。论战始于1928年，导火索是梁实秋发表于1927年10月《复旦旬刊》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对卢梭贬抑之意隐于文中。鲁迅即发表《卢梭与胃口》等文，予以反驳。与此同时，郁达夫和鲁迅联手，发表了《卢骚传》、《翻译说明就算答辩》等文。此后，唇枪舌剑，笔底风雷，演绎成长达八年的大论战。 1936年鲁迅逝世，论战也自然结束。此后，这场论战在大陆长期被定性为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之间的论争，梁实秋也被贴上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标签，走狗之上，还得加上一个“乏”字，既有形象刻画，又有逻辑之推演，给人的印象实在难以磨灭。 对于鲁迅，梁实秋直到晚年，也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原因在于鲁迅的小说中没有什么有分量的长篇，而杂感虽然“用意深刻、文笔老辣”，但作者胸中只有恨而没有爱。但梁也承认，“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可见两人的确是完全的“道不同”。 1937年北平沦陷，梁实秋逃往昆明，后转重庆。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尽是散淡琐事、不关国家命运也从未提及抗日的《雅舍小品》。那些文字，读来让人感觉如同在冬日煦暖的阳光下品一杯芬芳的红茶。但此时梁实秋的日子并不真是那么安逸闲雅，他还得忙于应付和左翼文化阵线的一场新论战。起因是他发表的这样一段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毕竟当时是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才子妙笔生花的文章，断不如乡下人向敌人刺去的一杆长矛可贵，因此梁实秋遭到“讨伐”自是在情理之中。 1949年，梁实秋自忖与共产党有那么多芥蒂，只得去了台湾。1974年，老伴程季淑因偶然被梯子砸中头部而去世，相伴48年的恩爱夫妻从此生死两隔。 然而，几个月后韩菁清的出现，让梁实秋彻底摆脱了丧妻之痛。71岁的他又焕发出青年人一样的激情和勇气，开始了教授与明星之间轰动一时的“忘年之恋”。即使天天都能见面，他仍在两个月中写了长达20多万字的30多封情书。他的情书不写地址，没有邮票和邮戳，正反面都写满字。一早他就在楼下仰望七楼的窗户，直到看见过惯夜生活的她中午起身、窗帘启开时，才上楼面呈情书……第二年，梁实秋与韩菁清举行了婚礼。 梁实秋到台湾后曾多次深情回忆北京的这座旧宅，晚年更是魂牵梦绕了：“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据说他晚年曾无数遍地吟咏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他的女儿文蔷来北京，从院子里从前栽种的枣树上摘下一枚带着几片绿叶的青枣，带回美国，送到父亲手中。梁实秋抚爱良久，惆怅地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 如今，内务部街39号院的大门依旧，门口的一对石门墩还在，曾有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匾“积善堂梁”早已不存，只在门楣上写着“平安”二字。 大院里面现在住着十多户人家，地面铺的青砖已经残旧，老屋仍在，虽被后盖的棚屋挡住，但仍能看出前院、后院、正院以及左、右跨院的格局。西厢房的结构还大致保持原样，但柱子、门、窗都已油漆脱尽，廊下堆满杂物，十分凌乱。梁实秋的童年，是在西厢房内那个大炕上度过的。“这西厢房就是我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 北房后的那棵枣树，迄今仍亭亭如盖，春华秋实。 梁实秋故居 地址：内务部街30号，现为民宅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星沉海底当窗见 ——张爱玲故居 民国女子成千上万，虽然这词的来处，却是确有所指的一段“倾城之恋”。 城，在上海；上海，在1940年代的中国；中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崩溃”的“荒野”之中。 恋早不再，人已不在。只有中国，毕竟还是“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而上海，到底还是上海，又开始重新辟开另一条生路，演另一幕的传奇。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5/11/30/133618.jpg[/imga] 张爱玲照片 可惜她没再回来看了，30岁离沪，34岁赴美，74岁逝于洛杉矶。被发现离世那天正是中国农历的中秋，孤身公寓如雪洞；而她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在30岁前写出，至今无有来者。 只留下“张爱玲”三个字，俨然20世纪末的《红楼梦》，横空出世，疏离飘零，被隔离孤立、被惊艳谤怪，始终在那变又不变的凡尘俗世里顶天立地，偶尔风生水起，便要起八方惊动，惹四处流言。 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 我在马路对面看见它，那是幢造型奇特的欧式公寓楼。粉灰色的大楼中部竖着咖啡色的条纹，两侧则从下而上排着逐层递减的白色长阳台，仿佛琴键，让人误以为是某种还未被发明出来的乐器，禁不住手痒到要指天划地一径弹拨上去。 这是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楼身的粉红色在烟尘里焖了几十年，难免有些郁闷。有人曾形容像是“旧日里女人用过的胭脂扣”。可那摩登的造型实在是不够旧式，毕竟这不是江南小镇子上的“红粉”，到底是上海30年代的现代化公寓。我看更像她姑姑手上那块从前清留到民国的淡红色披霞，怎么新旧搭配都用不上，丢了又可惜——“看着它，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这样惘惘威胁着的荒凉背景，立着的是惟一抓得住的淡红色烟熏火燎过的石头，倒是她喜欢的韵味。 下面，是万丈红尘都做市声，川流不息； 上面，是她的看月亮的阳台和听电车回家的窗子。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说她是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其实临的不是星河，更不是汉水，而是上海的滚滚红尘滔滔市声，在她的楼下白日耀眼夜里荒凉地沉下去又浮起来。 而那照见观望到的苍凉，“远兜近转，末了还是像胡琴一样，依然回到人间”。 这么热闹而寂寞的地方，当年的名字叫做爱丁堡公寓。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和姑姑住在51室；1942年搬进了65室(现在为60室)，直至1948年。从《传奇》到《流言》，电光石火般的韶华盛放，也是现在流行意义上的她的全部文学生命，几乎皆出于此时此地。 一本《传奇》，写别人；一本《流言》，说自己。那说说写写的女子，在这楼上。隔着窗台，现代人的人形，又如几世的鬼魂，好奇地向外面张看。 这个后来被奉为海派祭酒的张爱玲，因擅长精雕细琢庸常男女、市井小民的情场战场，健康或病态的世俗琐碎、算计纠葛，常被归入“小女人”一类。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她那茫茫乾坤中无声喟叹的苍凉气象，那离乱时代里宽广浩瀚的细致包容。 那是个爱看破烂蛮荒的蹦蹦戏的，学不来母亲作法式淑女的，不附会贵族门楣里浪漫传说的，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的，不要遗产而自己养活自己的，选老公从来不选“饭金”(上海人所谓钱袋，意指养家的丈夫)还要为之奔波救济的，最后再穷也不在美国写自传挣美元的女子——这样的女子，住在民国时代的上海公寓。 …… 现代文明灰飞烟灭后的余烬，也许反倒唤醒了她从前不屑追究的身世沧桑之感。从满清遗老的“后庭花”里，父亲姨太太的鸦片气味里，天才梦的咬啮的烦恼里，一直到香港废墟之上的种种与正史全不相干的“生趣”里，她开始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一种洞烛机先的预感，于是反而有了勇气，开始紧紧抓住这时代里物化的细碎爱悦，包容凡人生命里那些不甚嘹亮然而真实的苦楚无奈。 “出名要趁早啊！”为什么不呢？“即使个人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要有勇气的，她的“世俗”和固执不是疏离，而是抗议，也是那个时代突起的生命力的开花结果。 于是，她真的快乐起来了——坐在阳台上的她这样题着自己的照片：“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虽是有相同的高度，和她的阳台还是隔着钢筋水泥。不知道从那边看下去的上海，有怎样汹涌的红尘万丈和细处寻出的“明嘹爱悦”。 总之公寓里的她是生机勃勃的。在《流言》里，我看到的最多的词，除了“苍凉”和“忍不住要伤心”，居然是“快乐”、“亲近”和“可爱”！ 而我是不快乐的，甚至也没有不快乐的感觉，只是没什么可快乐的。 这里没有任何的生机，无论仰视，还是俯视，明晃晃的太阳下只是荒凉得紧。 我转回身，在狭小的楼道里盯着那暗红色的狭小铁门，盯了几秒钟之久，没有任何物哀之感。我也没去敲门，毕竟那已经是另一个人的家，谁有权力闯进去呢？而且即使进去了又能怎样？ 公寓是无情的东西，本无脾气，所以可以自由地沾上谁的就是谁的脾气。公寓也最是新人新面的，人一走茶就凉的。外面是市声急，里面是人暗换，中间的房子只是一张钢筋水泥的方格子——要对着它来怀想凭吊，最是好笑。 那女子自己是明白人，我也犯不着惹她无聊。无论是怎样天长地久，人不在了，就是没有了。城市里的公寓，倒是比那白茫茫一片大地更要干净。所以不要寻，不要说，不要写，“写来我亦是不看”。 不过如果换在60年前，我倒真要试着敲上一敲。尽管明知道她常常挂着“不会客”的牌子。而若有人大声敲门，她竟会自己跑出来大叫：“张爱玲不会客”。 60年前的某一天，前来求见的胡兰成在这里敲门不应，于是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至今无人知道他究竟在纸条上写了什么，总之一向性情孤僻的张爱玲第二天便回访了他。然后，他终究能进得这门来。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然后是两情相悦，结为夫妻。她以为是一生一世长相守，他却只是“此时语笑得人意”。 两年后，她在二月里千里寻到温州看“逃难”的他，竟是要被扮作妹妹来维护他新欢的面子。坐船回沪时，“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待回到上海的六层楼上，还是要给他寄自己辛苦挣来的稿费。 再一年半，他回来看她。临走前她从被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得一声“兰成！”后去信诀别，“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不忘附上三十万元稿费给他，“最后一次她还如此”。 而他呢？ 她千里寻夫，他竟恼她“落了凡俗”。她伤心决绝，他居然说：“爱玲的与我诀绝，便亦好到像这样。而我此刻亦仍如平时与她在一起，看着她看着她，不禁又要欢喜夸赞了。”千夸万夸，却是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之心——他要的只是自己的惊艳和“欢喜”。 钱还是照拿的，人还是照赞的，各种场面中都可以拿来吹嘘炫耀的，陈年旧事还可以用来写书赚钱的，另要务必时时摆出一副“金童玉女”像——凑自己那“今生今世”里的群芳谱。这世上竟有如此男人，如此夫妻，也算是她撞来的“传奇”——生为才女，究竟是这般的可怜！看来才女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更何况，于她不是职业，而是质地，落在“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乱世里，落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的时代”里，更是一场难有好收场的传奇。 他走了，她却并没有真的“只是萎谢了”。搬出这间公寓，了断一段天长地久。无论是多么的锦心绣口，人不在了，就是没有了，不必再纠缠絮叨。 何况如果只是锦心绣口，她就不是她了。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而她正是这样的乱世里的佳人。最爱奇装异服，不作寻常歌舞。用她自己的话：“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如此为人为文都堂堂正正的扬眉女子，终是让男人要么陌路，要么相望，要么膜拜，要么辜负。 而她也不再烦恼于此。 常德公寓那传奇时代的炫目流光、凌人盛气已过，年轻时照片上那奇装异服，睥睨傲视中掩盖的怯怯与惶惶已过，那急急等着别人来懂来知来评价的不安与不确定已过。 写《十八春》时的她，已是洗尽铅华的略带感伤的笔调，越发炉火纯青的笔力，细针密缝，平平淡淡而又从容不迫地织下去，这一件普通人家的士林蓝布的长罩衫——一织竟是十八个春天，多少的一丝一缕的时光。 以为可以长久的爱，原来只是一瞬；以为一瞬的分别，却不料竟会是这般长久；最后安了心，以为看穿了才能平静，却原来这无爱的岁月里，能经历那么多的事，熬过那么多的苦，都是因为还在爱着——“虽然现在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十八个春天啊，多少的一丝一缕的时光。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八春？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这时的她，甚至都不需要“常常用到苍凉这个字眼”。 她已经是那其中的一部分——爱过了，经过了，毕竟是不一样。 李碧华说到张爱玲时：“在这世界上，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挫其锐气的，只有两样：一是爱情,二是政治。”可谓一针见血。 然而她是挫而不败的，气焰总归只是外物而已，如奇装异服，如苍凉手势，如伺候自己如“红嘴绿鹦哥”。最后她抓住的“生趣”，离红尘繁华愈来愈远。 1954年在香港，客居的海岛上。她在《传奇》增补版序言里说，“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又说，“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锐气”一无至此，却是真正的让我肃然起敬，心酸眼明。 ——这就是她最信服的，“地母”般的雄壮慈悲吧。 想起她45岁时在美国那张照片。头回过来，不复少年时隐着怯怯不安的昂首斜睨，而是平平远远地安然俯视，眼里嘴角带着的那点星光飘浮无处寄托的慈悲，终于沉淀了下来。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无论神情眼风如何变，颈项却依然是挺直的。她的清高叛逆硬在骨头里，就只这点，绝不与俗世纠缠。 那时的她，已经伺候中风瘫痪又大她30岁的美籍丈夫赖雅5年了。为了给丈夫治病，一直在台湾、香港、美国间奔波写剧本赚钱。她信里写道，“工作时间太长，眼睛又在流血。” 赖雅去世后，她越发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孤身隐于纽约和洛杉矶的公寓里。 胡兰成从日本寄《今生今世》来，她也不“出恶声”相辩，只是写信给夏自清说，“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 在“去日苦多”的时候，花整整十年写一部明知不会叫好叫座的《红楼梦魇》。 这就是张爱玲，一个说自己也被说成是“一钱如命”的张爱玲，一个说自己也被说成是“恶俗”的张爱玲。 半个世纪前，乱世的上海，她对他说，“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他后来想起，就解作了眼见日本战败和民国再兴，自己如何的情感夹杂。 这就是男人，处处现实。一想到关心，就只给了自己的喜忧；一说到辽阔，却又要扯到天下的宏图——居然还说自己懂得她的“气象壮阔”！ 半个世纪后，失了根的异地，她是否自己咀嚼过那更凄凉的后两句：“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 这么美而浩淼的句子，引自李义山《碧城》的第一首，千百年来，“向莫定其解”。 谁又能说懂得呢，甚至我们都不知她自己在做何解？ 那就索性让我误解去吧，为什么不呢？ 那么浩瀚华美的时光，长流不息的寂寥。我们只是偶尔坐到某一个窗户下面，看到了那些星光雨点似的渺小的生命，如何撞进和融入那银河般的无限里，微微激起的那些纷飞的流光细浪。而她挺着颈子，一生也不肯摧眉折腰。只留给我们一个背影，对着她的月亮。 就让我们误解去吧。即使不懂，她也还是慈悲的。 而现在的我，隆隆地下了铁皮笼子一样的电梯，快快逃出那曾经是她乱世里的“家”的公寓楼，匆匆离开这车水马龙热闹得荒凉的路口。 公寓的确是最冷漠无情的东西，但越是这样，因她有过的那一刹那的不可理喻的奇异深情，更是撞得人心疼。 我毕竟是这样的软弱。无论懂与不懂，我不要这样红尘万丈的热闹，不要那样拣尽寒枝的孤寒，不要这样寂寞的生，不要这样寂寞的爱。 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她也终于可以不要。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 感谢欣欣给我们带来的好帖子，让我们自文化的根中汲取营养，并将之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静日生香[/u]发表的内容：[/b] 感谢欣欣给我们带来的好帖子，让我们自文化的根中汲取营养，并将之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苍苍！[/QUOTE] 我为晓版添块砖[em04]喜欢就好~~[em13]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10楼说得好。 从现在的趋势看，我国必将经历一个传统文化的大回归的阶段。本版改版的起因，正是有感于端午竟被南韩申遗的消息，希望略尽绵力而已。前一段热播的《大长今》里浓郁的传统意味也不过是这个蕞尔小邦在中原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一点体现而已。 欣欣长期支持本版，无以言谢，奉上奎元楼的虾爆鳝一碗——如果用不完，可拨出一点喂你家小猫。 [IMG]http://www.69life.com/bbs/UploadFile/2005-11/2005112916375389.jpg[/IMG] |
 栽竹载松，竹隐凰凤松隐鹤 培山培水，山藏虎豹水藏龙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