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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2005-11-30 13:19:49 人气:470 
庭院中落笔的声音
庭院中落笔的声音
槐蚕、枣树、丁香
——鲁迅故居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这是鲁迅1912年悼范爱农的诗句。这可能也是当时他自身的感受吧。为了逃离辛亥革命后一度掀起微澜又很快复归死水的故乡绍兴；也为了躲避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婚姻，他在托好友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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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的书房和卧室
1912年元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32岁的鲁迅应蔡元培之召去教育部任职。5月随政府北迁，经海路抵达北京。
在北京的14年中，鲁迅共住过四个地方。孤独的蛰居、打破铁屋的呐喊、盛名播于文坛、兄弟失和、女师大风潮、许广平的爱情……种种悲喜波折过后，他南下广州、终老于上海，与北京决绝。
而故都的痕迹，在70多年之后，或被刻意装饰，或已濒于泯灭。
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
要去拜访一个令人如此寂寞的地方，心中也自有点沉郁。在宣武门外的南横街站跳下车，路西拐入天景胡同，往北略绕两绕，便来到南半截胡同。这条胡同很短，也较破败，确乎只剩下了半截。7号很容易找，那有四个门簪的大门在这条小胡同里算得上气派了。
1912年5月6日的《鲁迅日记》写道：“移入山会邑馆”，“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肥虫(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这里原是前清时进京参加会考的绍兴举子聚居之处，始建于道光六年(1826年)，蔡元培中进士前也曾在此居住。废了科举，会馆自然冷落破败下去。不过住在这里不用交房钱，只要过年过节时给看房子的人交点小费就可以，对于小文员周树人(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佥事)来说，这是个合适的栖身之所。
进得门去，迎面的照壁矮而残破，墨绿的槐阴笼着，只墙头的两枝榴花灼人眼目。这应该不是我要找的那棵槐树。
一个典型的北京大杂院，向东向西都是低矮房屋挤迫的窄巷。先往东罢，他最初住的“藤花馆”是在东边。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如同他那被寂寞啃噬的默默无闻的四年。
1909年从日本回到绍兴的他，曾被乡人认为是个“漂亮”人物；而两年后在绍兴师范学堂任校长时，已然面容削瘦，神色木然，且不修边幅，乱发如戟，一件黑棉袍可以从秋天直穿到冬天。初“逃”到北京的他，不知是不是这副模样。
他是个认真的人，对新的工作格外尽力，也许新环境中他确乎产生了一点微茫的希望：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捐出私人收藏的文物；他曾通宵守卫办公室里准备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也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
不过称职的公务员周树人很快便再度消沉。蔡元培辞职后，他被视为蔡党，处处遭人排挤。其他韬光养晦的同事或搓麻将或吃花酒，而他连堕落的本钱也没有。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去部里办公，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古碑拓片，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深夜一两点钟。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6年5月，他搬入西边的“补树书屋”。
我又往西边走，来到一个还勉强看得出格局的小跨院。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正推了自行车出门，问她鲁迅住过的屋在何处，她面无表情地回头向自家门口一努嘴，然后匆匆从我身边绕过。
我呆了一会儿，不是说“补树书屋”已经被拆了么，那么现在这间北屋是惟一的残存？还是早已经翻修？
这里是周树人与“金心异”(钱玄同)进行著名的“铁屋”对话之处，也是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诞生地。从此后，我们可以称呼他“鲁迅”了。
在这间屋的西边，确乎有一棵很高的槐树，这应该是我要找的那一棵了吧。然而它不甚粗壮，又让我稍有怀疑。它的枝叶也很繁密，其间真的隐有许多青色的槐蚕。我在这狭促而幽寂的院中定定地立了一会儿，却没有任何东西落进我的颈窝。
在绍兴会馆的最后一年中，鲁迅写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以及27篇随感和50多篇译作。
会馆不仅目睹了他的孤独与沉默中的爆发，也见证了曾经“兄弟怡怡”的深情。1917年，鲁迅向已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弟弟周作人，蔡聘作人为中文系教授。鲁迅把“补树书屋”的正房南屋让给弟弟，自己移住光线阴暗的北屋。在此之前，他已用自己菲薄的薪水接济了周作人夫妇5年。为了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还把自己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周作人也不负兄长期望，写出了广受好评的《欧洲文学史》。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
这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中的一段。1963年，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1925年10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常阅读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乃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仅仅20天后，鲁迅写了小说《伤逝》。这其间的因果确实耐人寻味。
而那让兄弟俩“东西永隔如参商”的所在，已不是这衰颓的会馆，正是我下一个要寻访的目标。
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默想着这封著名的“绝交书”，我在新街口附近徘徊了好一阵，终于找到了前公用胡同，接着也就找到了八道湾11号。
“知堂老人”周作人(1885-1967)的得意门生俞平伯曾写过一首《忆录京师坊巷诗——八道湾》：“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外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衣，几日未登堂。”此诗前四句交待了八道湾附近的几个地标：“龙头井”在什刹海西边；“朱门”指的是庆王府；“西庙”则是护国寺。
怎么说呢，对于这处老房子,鲁迅在这儿住了三年九个月，周作人却住了44年(不算抗战后坐牢的4年)，到底应该算是谁的故居？不过，也许正是由于周作人的汉奸罪名，这座宅子破败如斯，不是任何文物保护单位，尽管这里是“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的居所，是《阿Q正传》和周作人几乎所有重要作品的诞生地。撇开政治和民族大义不谈，尽管我并不太喜欢周作人的文风，但对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敬重的。
1919年2月，鲁迅和二弟作人在京工作稳定，决定打破“越人安越”的习俗举家北移。从2月卖掉绍兴老宅，8月购定八道湾大屋，11月修缮完成乔迁，鲁迅这个大哥前后操持，足足忙了9个月。作人还是那么潇洒，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回日本探亲游玩，回北京后不久搬进了这“宽绰而豁亮”的新宅。
年底，老母偕三弟建人全家来京。一时间，这个12口人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周家住的是一座三进四个院落的大宅院。之所以买它，鲁迅曾说“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他自己那时并无子息，儿童是指二弟三弟的孩子。寂寞了七年之后，年将不惑的他也许很渴望家庭的温暖吧。尽管朱安夫人的到来对他说无疑也是一种痛苦。
在以前的门房处，我看到一只小狗，像刚从水里捞起来又晒干了的光景。不由一笑，鲁迅住在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发表关于“落水狗”的高论呢。
初迁入时，鲁母与朱安住中院北房；为便于照顾母亲，鲁迅住中院西厢房；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那是最好的房子)；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后来鲁迅为静心写作，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部的三间房里。鲁迅曾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今天，大院中已挤住了40多户，但依旧花木葱茏。
尽管那位控制了兄弟俩大部分薪水的日本管家婆飞扬跋扈、花钱如流水，但周氏兄弟在这里应该还是度过了一段平安喜乐的日子。他们的事业也步入辉煌。
鲁迅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已经是《新青年》的中坚人物，《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国文课本。从1920开始，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都将他看成导师。他自己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更是被青年人奉为文坛领袖。
在孙伏园不断“催稿”下，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镌》上登出了《阿Q正传》的第一节，一直连载到翌年2月。1922年3月19日的《晨报副镌》上，周作人发表《关于〈阿Q正传〉》一文，这是第一篇全面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并且“经过鲁迅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文章说，《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冷嘲”；更指出阿Q“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
《呐喊》在这里编成；《中国小说史略》在这里成形；《罗生门》、《工人绥惠略夫》等大量译作在这里涌现。
而北大教授周作人亦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写了《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力作，出版了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还把日本知识界的“新村”理想积极介绍到中国，名噪一时，毛泽东也曾登门拜访过他。
因了周氏兄弟的强大磁场，这所故宅当年是文化名士频频造访之地。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郁达夫、许寿裳、沈尹默、刘半农等风云际会，想来应是满庭生辉吧。
一切美好都没能持续太久。1921年，周建人迁居上海，八道湾11号的后院空寂了许多。1923年7月14日，鲁迅和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只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四天后周作人送来了那封绝交信。8月2号,鲁迅搬出八道湾。几个月后，鲁迅回来取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香炉向兄长砸去。
老母亲对此事也摸不着头脑，她曾对一位当年的房客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
今天，这场兄弟反目的悲剧仍是一个谜团。最为人认可的是“信子离间”说：鲁迅对管理家政的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给予批评，她就污蔑大哥“偷听”、“窥浴”，终于激怒了周作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信子原为鲁迅在日本的情人，作人起初不明虚实，至事发前才得知“真相”——这就未免有点荒诞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1948年曾到八道湾看过一次(其时周作人尚在狱中)，谁料遭到已是老太婆的羽太信子咒骂，“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她那穷凶极恶的模样尚历历在目”。
其实，鲁迅本可以不必迁出八道湾，因为房契上他是屋主；不久后老母亲也搬了出去，跟老大住在一起。也许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谁是谁非吧。
鲁迅走后的八道湾，“只剩一个中国人”(鲁母语)。周作人日益沉迷于写作优美的小品文，成为上世纪年代“京派作家”的首领。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李大钊，周作人悲愤地写下《偶感》为李的名誉辩护,并把李的长子李葆华藏在家中，后送去日本。虽然兄弟间已不来往，但鲁迅仍在给建人的信里对周作人的勇敢大加赞赏。
抗战前，对于周作人对日本的暧昧态度，鲁迅很感着急，曾写信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委婉转请周作人南下。据说章看完此信,感动得拍案长叹。然而周作人没有丝毫反应。这是鲁迅对二弟的最后一次眷顾。
鲁迅病逝后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整整一小时,他却始终在讲《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 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然而，当悲恸而无助的老母对他说“老二，以后我要全靠你了”，他的回答竟是：“我苦哉！我苦哉！”
1949年后，历经荣辱的周作人辗转回到北京，回到他已破败的“苦雨斋”中。他靠翻译希腊文著作(正是由于这个特长他才免于一死)、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编著关于纪念鲁迅的书籍来养家糊口，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来换钱。
80岁高龄时，他译出了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名作《对话集》。据说“文革”时他受到批斗，曾写信向当年的学生毛泽东求救，毛并没搭理他。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死，享年83岁。
砖塔胡同61号
在鲁迅的一生中，这条正在被拆的胡同只是一瞬，但也许是最悲伤的一瞬。
1923年8月2日，与周作人闹翻的鲁迅迁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现84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要朱安或留在八道湾陪母亲，或回绍兴娘家，自己会按月寄钱供养。但朱安说：“横竖总要有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砖塔胡同的这处房子又小又矮，总共只有20多平米的3间北房，西面是朱安的卧室；东面一间留给母亲；中间的堂屋则是鲁迅的房间。白天，这堂屋充当会客室和饭厅；晚上，鲁迅就在这里写作，靠墙的一张木板是他睡觉的地方。
而今天，61号两边的房子都好好的，只有它被拆除了，还没有拆尽，院墙在，门没了，豁开的地方用装碎砖烂瓦的塑料编织袋堵起来，里面望得见一层层断墙。在这里，鲁迅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整晚失眠，对骨肉亲情的幻灭，将他推入最深沉的悲观。
1924年，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宀”(家)、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两年后写《铸剑》，给那个代眉间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可见他的愤恨之深。
在砖塔胡同的9个月里，虽然贫病交加、情绪低沉，但他仍是“多产”的：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创作了小说名篇《祝福》及《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
现在这些都了无残痕。门口粗壮的大槐树，应该见过鲁迅吧。它晚出的槐蚕，曾经再次带给他冰凉么？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鲁迅在京的最后一处故居，我却是最先去的，很简单，因为它最好找。
正是4月暮春光景，阳光有了点辣意。走过那著名的大白塔不久，就到了宫门口二条。在胡同口就望见一轩敞的大门，四根大红柱子，彩绘雕梁，不仅有些嘀咕，他的故居断不会这么豪阔，怕是哪个王府吧。走近方知，这是鲁迅博物馆的大门。
进门有宽阔的广场，正中便是他的汉白玉雕像，跟我见过的大多数鲁迅像相似，都是他晚年的形象。他在北京呆了14年，却没有留下什么影像，甚至博物馆里出售的明信片，有他在日本、厦门、广州、上海的照片，唯独没有一张北京的！
像后，一排雪松，再后，是仿古式的博物馆，巍峨得紧，却不能引起我的亲近感。他真正的故居，在大院的西角默默蹲伏。
路边看到一尊铜像，那是鲁迅所称许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两颗同样灼热的灵魂若能相遇，那对话当是分外热烈吧。
故居的地址依然是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当是一种刻意的保留。
1924年春，鲁迅向老友齐寿山、许寿裳各借400银元，买下了这处宅院。鲁迅亲自设计并绘制了草图，对院内原有的六间旧屋进行了改造翻修。他采用了南方的建筑风格，将北屋南移，腾出了北面空地，营建了前院后院，开挖了水井。
5月25日，鲁迅一家告别砖塔胡同的陋室，迁居此处。
穿过幽暗的门廊，便见照壁左侧的二门半开，露出院中正房一角朱红色的窗扉。一种清甜的气息悄悄掩上来，瞬间把人吞没。
恍惚中已置身其间。两株巨大的丁香树笼住了整个院落，阳光被过滤得分外柔和。花的盛期已过，枝叶间难觅踪影，满地却铺了一层细雪。树下挂着小牌子，说明这丁香乃1925年清明鲁迅手植。
前院有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南房是会客室。北屋东西两间分别为鲁母和朱安的卧室；当中一间为餐厅，其向北凸出的一小间，面积约8平米，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那便是著名的“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了。
一边是慈母，一边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担着这副担子的鲁迅自己在中间。这种格局让人唏嘘。
初来西三条的日子，鲁迅仍然是不快乐的。虽然生活环境改善了，但在外部，他的论敌在增多；在他的内心，一切滑向虚无：“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的事无论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他的性格也更多疑和易怒。1924年11月的某天，北师大一位有精神疾患的学生杨树达，正巧在发病时撞进鲁迅家中，鲁迅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利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一周后，他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紧写了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那些以前他最乐于接待的青年们，这时候由于怕他的“坏脾气”，也不大再敢上门叨扰了。
正房左侧有一小门通往后院，一出门，差点撞上一棵树。定神一看，在狭窄的过道正中，粗壮的黑黝黝的树干拔地而起，在墙头略靠一靠，再伸出巨爪般的分枝探向天空，却没有一片绿叶。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便是其中的一棵了。眼光再扫扫，在一堵墙外，果然还有类似的黑沉沉的一棵。
顺着枣树粗糙的树皮纹路一直往上看，自然没有那闪着鬼眼的妖蓝夜空，只有异常苍白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
后院却是鲜妍明媚的：雪白的木栅栏围着水井，后面一树黄刺梅正开得灿烂，那也是鲁迅手植的。他在“老虎尾巴”写作倦了的时候，眼睛望出来，视线的第一个落点应该就是正对着这株黄刺梅吧。
正屋的前门不让进，在后院透过玻璃探看，方清楚了“老虎尾巴”的格局。靠窗的木板床、左侧有书桌和藤椅；右侧的两把客椅和小茶几，壁上有几帧画，一幅书法，仅此而已。《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部分文章，都是在这里写就的。
在许多个秋夜，曾有许多小飞虫从窗户的缝隙撞进来，扑向书桌上的高脚煤油灯，“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那“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的另一层灯罩，今天却是看不见了。鲁迅曾“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而墙角的枣树，“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回到前院，站在丁香树下默想。是怎样的心情，让他种下这两棵丁香？
1925年3月11日，一颗炮弹轰进了鲁迅紧闭的内心世界。那是一封信，自称“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它来自27岁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
许广平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就校内“驱逐校长”的风潮寻求鲁迅的指导与拯救。3月13日一早,忐忑中的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鲁迅的回信中对女师大校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南，只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但这已让许喜出望外。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通了六封信。
4月5日，鲁迅在院中种下那两棵丁香。一周后，许广平鼓起勇气携同学林卓凤到鲁迅家中探视。在“老虎尾巴”里，鲁迅给她们泡了茶，又从那多层的书架上拿出铁盒子，给每人一块萨其马。她们还去看了后院中的花木和养着的鸡。
在随后的信中，许广平说：“‘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在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
其后，鲁迅直接卷入女师大风潮。5月27日，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其他六位教员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周作人明知是大哥拟的稿，仍在其上签字。8月14日，鲁迅因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苦守14年的饭碗终被打破。
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当晚鲁迅把许广平留在自己家中抄写稿件，躲过一劫。其后，鲁迅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不得不在外国人开的医院中辗转避难两个月，写下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
在这动荡时世中，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却在灼灼燃烧。在与许结识之前，45岁的鲁迅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牺牲。而许这位从小便“想得作剑仙其人者，以杀尽天下不平事”的广东女子，以她年轻的直率与热烈，也许还有冲动与莽撞，一炮接一炮地，将鲁迅的“黑暗与虚无”的世界轰出豁口，透出光线。
他们在信中的称谓开始是“先生”和“广平兄”；后来，鲁迅变成了“嫩棣棣”、“小白象”、“乖乖莲蓬”，而许广平则成了“愚兄”、“乖而小的刺猬”等等。
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惊世骇俗的爱的宣言：“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1926年8月26日，鲁许二人双双南下，一赴厦门，一去广州。这处宅院中只剩下鲁母和朱安相依为命。鲁迅仍每月寄钱供养，周作人对老母却不闻不问。鲁迅去世后，也是由许广平这个拖着爱生病的海婴在上海清苦度日的没有名分的“夫人”独立供养她们。鲁母于1943年辞世，朱安于1947年病逝。
在丁香树下，最后想到的是朱安，这个在院中住了最长时间的人。这位不识字的乡下小脚女子，她的真实心境如何，可能没人会去在意。虽然她跟鲁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并不代表她没有自己的感情和见识。在托人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她一直很关心海婴的成长。鲁迅逝世后，不断有人要“馈赠”于她，她都“逊谢不收”，并在给海婴的信中说，自己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顾宁自苦，不愿苟取”。
院中的丁香开了又落，其实鲁迅只看过一次(他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回京省母皆不在花期)，只有朱安年年岁岁徘徊于下。“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鲁迅故居
地址：西城区宫门口二条19号
开放时间：9：00-16：00
(周一休息)
票价：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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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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